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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属性”时，需综合考量是否存在为不特定公众提供换汇服务、是否以持续获利为目的开展换汇而非个人套利业务等核心要素。倘若赵东的行为本质上属于个人投资范畴内的高买低卖，缺乏对外经营的实质特征，那么按照“审慎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原则，认定其构成该罪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这种司法逻辑的细化，不仅有助于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更能避免将普通的投资套利行为不当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从而在保护金融秩序的同时，也为市场主体的合法投资活动预留了合理空间。

　　这与赵东案中官方表述的“提供外币迪拉姆与人民币的兑换及支付服务”形成鲜明对比，胡某的行为直接体现了“经营行为”的核心特征，即面向不特定客户、以收取手续费为目的持续提供换汇服务，其业务模式具有典型的经营性和公开性，因此构成非法经营罪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观赵东案，若其行为确实如公开信息所描述的“用迪拉姆在当地购入泰达币，再将购入的泰达币通过国内的团伙即时非法出售，重新取得人民币”，且该“国内团伙”仅为其实现个人套利的辅助力量，而非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换汇渠道，那么其行为与胡某主动招揽客户、提供跨境资金兑换服务的经营模式存在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赵东是否以“提供服务”为核心，还是以“个人套利”为目的。上海二中院的研讨结论正是通过对行为目的、服务对象、盈利模式等多维度的综合考察，来精准判断行为性质，这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树立了“穿透式”的分析范例，避免了仅依据行为表象或涉案金额大小来简单定罪的机械司法倾向。它要求司法机关在面对虚拟货币相关案件时，必须深入剖析行为的实质，准确把握“经营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界限，确保刑事打击的精准性与司法裁判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