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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瑞基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理论，为我们思考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纵深的参照系。文章指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的资本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催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更迭，往往与霸权的转移联系在一起，每个体系周期进入后半段金融扩张和秩序混乱之际，便会出现新的霸权，来领导世界建立新体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扩张和新世纪以来的霸权衰落，并不新鲜。

　　但是，历史上，各个霸权都集中了经济金融力量与军事力量；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物质生产中心虽已从美国转移至东亚，但如今看似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中国，在军事和金融方面的力量仍落后于霸权国。尽管如此，美国在一些方面力量弱化的趋势，还是加强了其以剩余的霸权力量和单边主义行动维护霸权地位的决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近年来美国在贸易、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对中国的一系列霸凌和打压。然而，作者提醒我们，如今美国眼里的挑战者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轨迹，中国并不必然会走向称霸。这意味着，历史上霸权在西方内部不断转移的“规律”，不能用于预测和解释中国崛起后世界秩序的未来。

　　近年来，世界秩序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霸权领导力下降，中国的力量兴起。西方舆论界对于中国兴起所采用的论述多是“大国博弈”“大国竞争”“文明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这些说法一是假设中国也跟西方大国一样，在国际上要参与权力与利益的竞争，争夺霸权；二是假设世界必须由霸权国主导，只是如今要看新旧霸权如何交接，以及霸权能否和平转移。在这主导性说法下，未来世界秩序近乎中美擂台对决，博弈似乎仅仅依据权力与利益的计算，甚至加上意气之争。

　　简言之，霸权现象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历史上，每个体系周期进入后段秩序混乱之际，新的霸权都依据实力与其他条件，领导世界建立新的体系秩序；周期变迁并非机械式的重复，每次重建都带来体系范围进一步扩大、组织方式更为复杂，以及权力更为集中的趋势。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扩张并非新现象，在以往每个霸权周期后段都曾出现；金融扩张虽会恢复短期荣景，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在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危机时，都有新霸权出现而重建体系，然而这并非必然。目前美国霸权体系早已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并且危机持续加剧，但此次危机却有着与之前不同之处，即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分歧发展，未来的变化未知，这正是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三卷本《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中，布罗代尔已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周期的，金融化不是特殊阶段，而是从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后就不断反复出现的现象；金融扩张是一种信号，预示将由旧的积累体制进入新的体制。虽然资本主义周期的说法争议较多，但学者一般多会同意，至少在现象上，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者”经历了荷兰—英国—美国的更替。布罗代尔则提早到从北意大利城邦开始讨论，并清楚阐明领导权转移的意涵与机制。

　　阿瑞基从布罗代尔的研究出发，开启了一项巨大的工作，进行跨越七百多年的世界性比较历史研究，在《漫长的20世纪》中推导出他的新理论。阿瑞基将美国体系放置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周期演变的框架中，在讨论美国体系之前，先讨论此前的三个周期——热那亚、荷兰与英国。英国体系被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消耗殆尽，美国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接手，“二战”后全面主导世界。美国体系在20世纪50~60年代进入生产扩张期，但在70年代进入危机与金融扩张阶段。

　　何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何谓世界资本主义积累周期？首先，阿瑞基采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公式MCM来解释，资本从货币资本M开始，为了牟利而进入商品生产C，商品销售之后得到增值后的M，再伺机进入下一轮积累。货币资本是流动、有弹性、有选择自由的。商品资本则已投入于具体的生产活动中，失去了弹性与选择性。增值后的M则意味着资本重新获得流动性。资本投资于生产活动不是为了生产本身，而是为了最终能取得增值以及扩大的选择性。资本偏好流动性，因此金融扩张或紧缩必然是反复出现的周期现象。资本追求持续不断的积累，无论涉及的商品性质为何，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中的资本积累具有延续性。

　　在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中，在生产与贸易阶段，若利润率高于平均就会吸引资本不断进入；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率会下降，当降至无利可图之际，就会有资本退出生产贸易领域，回复到流动资本的状态，转而进行金融扩张。当整体如此发展，就是这一体系积累周期进入了成熟期，即布罗代尔称为“秋天”的阶段，阿瑞基则称其为显示危机来临的信号危机（signal crisis）。因此，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公式不只描述了个别资本的投资逻辑，也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反复出现的周期现象：每个周期的前半段是物质扩张（MC），后半段则转为金融扩张（CM），这两部分构成资本积累的完整周期。在此，阿瑞基选择了一种较为接近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定义，即以市场扩张与货币资本的逐利为主轴，关切国家层次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如一般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主要关切阶级权力，聚焦于工业生产过程及资本对雇佣劳动力的剥削。

　　不同于一般说法，阿瑞基赞同布罗代尔，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之前，市场经济早已存在于世界许多地方，并且各地区市场之间的连结也早已出现，东西方都早已出现商业机构互相进行贸易，但这贸易网络并不构成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未与国家相结合，因此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例如在中国，初级市场早已密布全国，数个村会有镇的市集，镇再围绕着城市，构成覆盖全国的系统。但布罗代尔指出，中国的交换体系并未如欧洲那般发展出商品交易会与证券交易所等高级机制。这很可能源于国家的反对，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大原因。

　　资本主义的关键发展期在中世纪后期，欧洲的资本因素与国家结合，混合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推动欧洲国家不断扩张政治与经济的领土，产生强大的权力，控制并改变全世界，由此逐渐生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于西欧历史，真正需要阐述的转变不是从封建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以及资本主义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如熊彼特即曾明言，资产阶级不能治国，必须依靠国家保护。布罗代尔则宣称，资本主义只有在与国家结合时才会胜利。

　　是什么因素驱动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主要是因为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数百年间出现了诸多国家和政治体互相竞逐、通过扩张领土抢夺资源、不断战争的局面。在1500年，欧洲大约存在500多个自治性政治单位，到了1900年这一数目已降为25个！国际权力的竞争导致政治统治者竞相向流动资本争取贷款支持，而资本当然会提出相应的条件与要求，资本之间也互相竞争，因此导向资本与国家相互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对此，韦伯强调世界体系中资本权力日益集中的驱动力同时来自两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之间的竞争。马克思最先注意到一国之内资本权力集中的趋势，也注意到国家寻求资本支持的表现，但尚没有推导出世界体系中资本权力趋于集中的说法；他也注意到领头羊位置在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间的移转，但没有注意到领头羊的规模及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

　　功能论一般认为领导者胜出与组织创新有关。布罗代尔却认为，领导位置的变化与组织创新无关，是由领导者在体系中所占的位置决定的。并且，领导位置的变化还反映出，在资本主义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新兴区域取代旧区域的变化。例如，英国取代荷兰，是因为英国处于控制新兴的大西洋贸易的较佳位置；美国取代英国，则是因为美国身处可以同时控制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位置。阿瑞基大致同意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每次霸权变更都伴随着组织上的革命。

　　阿瑞基在开始实质讨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先界定了世界霸权的概念。近年来随着美国的衰落，学界出现了诸多关于霸权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机制是恒定的，强调创新与领导权。阿瑞基发现“帝国”的概念既不精确，也不好用。他要呈现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体系”，这一体系是由霸权领导的，且每一个新的体系秩序都是由新的霸权推动形成的。他的世界霸权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对世界主权国家体系行使领导与支配职能的权力，同时涉及对体系运作方式的改变。

　　吊诡的是，最成熟的领土国家——中国并未呈现显著的领土扩张倾向，反而是诞生了资本主义的欧洲展现出最强的领土扩张倾向。这种差异显然与能力无关。明朝的郑和为何没有去征服或发现欧洲，在过去百年内令诸多西方学者困惑不已。单纯根据领土主义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中国为何不像欧洲那般扩张，它对扩张的成本与收益的考量非常符合理性。这种逻辑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它并不以追求金钱利益为最大目标。就领土扩张而言，最令人困惑的不是中国为何不扩张，而是欧洲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无止尽的扩张。

　　在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方面，四个周期有不同特征。威尼斯是最早的典范，其国家与资本一体，资本依赖国家的强制力量。热那亚则缺乏立国与战争能力，因此资产阶级积极经营范围广大的商业与金融网络。在组织方式上它们是两个基本典范：威尼斯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热那亚则是世界性金融资本主义。此后的形式多是两者的不同组合与变形，但规模与复杂度日益增大。与热那亚相比，荷兰将“保护成本内部化”，资本与国家结合为一体。此后，在英国取代荷兰的转变中，资本之间的斗争与领土国家之间的斗争已经融为一体，成为结合资本与国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

　　与荷兰相比较，英国成功地整合了国民经济，领土扩张的动力比较强，大幅度推进了体系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英国是一个农业与工业的综合体，它将“生产成本内部化”，生产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范畴，工业主义是其形式。英国从16世纪末开始崛起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真正成为世界霸主，中间经过漫长的孕育过程。英国的兴起不是源于工业革命，而是在之前经数百年努力，集中精力和资源，夺得转口贸易的控制权，经营海外的商业扩张，以及相配合的多回合工业发展。英国崛起也带来新的意识形态，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来拯救人类的自由化思潮成为信条。

　　超越英国的是美国的企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新的资本主义积累结构开始在美国形成，此次体系周期更迭源于企业内部新的成本内部化方式。荷兰将保护成本内部化，英国将生产成本内部化，美国则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将大规模生产与销售放在同一企业中，利于协调、控制与计划。这是一种新的企业——多单位纵向整合的企业，不到30年便控制了美国所有重要工业部门，并迅速向国外进军。这种企业组织严密，所积累的组织能力成为后来者的进入障碍，且功能上超越国界，不断破坏国际体系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是美国世界规模资本主义的基础。世界贸易很大部分由跨国企业内在化，美国企业由此掌控了外国经济。美国体系带来的组织创新，因此主要在于新形式的工业企业。

　　流动资金在欧洲美元市场的积聚从1968年起变得更具爆发性。殖民地独立后开始实行保护主义，西欧开始复兴并发展出美国式企业，美国资本的国外市场变小，跨国企业的竞争加剧。在1968~1973年间欧美薪资上涨速度加快，同时又出现石油危机，资本过剩而劳动力与原料供给跟不上。至此，战后一贯的凯恩斯式刺激需求的做法已失效，价格普遍上涨，而资本撤离到境外金融市场。这也显现跨国资本与美国国家的矛盾，虽说跨国企业仍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7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面临选择：或者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金融界一决胜负；或者遵循严格可靠的发货币原则，重建美元地位。从卡特政府时期开始美国走上了第二条路，里根决心更大，施行最严格的货币政策，以挽回美元信用。这样对金融的高度重视和对债务的容忍，与以往历史相同，是强国晚期的典型特征，预示经济的衰退。同时，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一样，金融业不能培育中产阶级，中下阶层将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从1979年开始联手实施紧缩政策。内外部的治理危机终于使得美国政府此时放弃了罗斯福式新政，寻求与金融资本合作，以便在全球权力斗争中重获优势。

　　美国霸权开始衰弱后，物质扩张的动力转移到了东亚，先是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然后是体量巨大的中国大陆。但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仍高居主导地位，日本与东亚资本主义岛链仍然依赖美国的保护。中国虽然持续复兴中，但军事实力仍远不及美国，在未来中国是否有取代美国霸权的意图与能力，也尚难预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首次出现了政治军事力量与经济金融力量的分歧。再则，美国能够在70年代后期扭转困局，有赖于东亚的低廉商品与信贷。阿瑞基为了理解这一体系未来的可能发展，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东亚，他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虽承认未来仍然难以预测，但基于对中国及东亚历史与文化的理解，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可能带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未来世界的高度期待。

　　美国确曾在“二战”后初期，广泛地向西欧及冷战相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然而，在此次金融扩张阶段，美国并没有在东亚与中国的成长过程中扮演资金供应者的角色，反倒是后者很早就开始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输出资本到美国。中国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初期的外来投资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人圈，西方投资者多是等到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才大举进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来日渐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但中国对美国的金融投资（包含外汇储备）肯定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美国自80年代稳定美元之后，始终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地方，这也是不同于以往旧霸权净输出资本的发展。这种变化意味着新兴中心的发展未能高度吸收旧霸权的过剩资本，可能标志着体制中出现了障碍，或许会增加霸权借由军事手段寻找其他积累的可能性。

　　战后美国以非凡权力建立了霸权，重建了世界秩序。然而，如今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出现机能失调，为更强大的新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虽说这过程未必能够成功，但现存秩序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却甚为显著。熊彼特曾提出一个双论述：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持续成功，已经否定了它会在经济上自行崩溃的看法，亦即反证了马克思学派宣称的资本主义会由于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而崩解的理论；但另一方面，它的成功本身却会逐步破坏支持它运行的社会性制度。阿瑞基认为两者可能都是正确的。历史确实证明资本主义一再地成功再生，然而此次能否重生并没有必然性。

　　阿瑞基认为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有三：一是旧霸主强力压制新力量，统合各方力量重建世界帝国；二是旧霸主与新力量并存，建立非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三是世界陷入系统性混乱。军事超强是否会容许新兴力量并存，是否会利用强力将霸权变为纯粹的宰制，尚在未定之天。此外，虽说中国的复兴有深厚的历史以及地理性基础，中国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内向型政治传统，但其是否能够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可持续发展的、更为平等的发展模式，更是严峻的挑战。

　　在此，笔者将尝试以阿瑞基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讨论美国霸权的未来可能变化。在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过去霸权转移的机制。以荷兰到英国、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移为例，当旧中心进入成熟的金融扩张阶段后，就开始将过剩资本转移到成长中的新兴中心，以债主的身份分享利润。荷兰的资本支持了英国的兴起，英国更是在19世纪借贷了庞大资金给快速发展中的美国。但是国际战争一旦升级，则可能扭转新旧中心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荷兰到英国的霸权转移中，英国依靠七年战争、英荷战争的胜利以及对印度的掠夺，从荷兰赎回了国债，无须借债即可发动对拿破仑的战争。在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移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供应的军需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支付能力，因此美国从英国的债务国成了债权国。就这两个例子而言，战争可说是世界资本主义霸主位置更替的关键因素，但战争不一定是新旧霸主之间的战争，如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例子。但战争会动摇既有秩序，新霸主将有机会在军事与金融力量上超过旧霸主，重组世界秩序。

　　且让我们比较一下现今的中国与19世纪末期的美国的实力。19世纪末正是旧霸权英国开始走向衰弱，未来霸权美国开始显现超越英国之态势的时期。美国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因立国时间较短、既有势力较小，故国内市场得以快速整合为全国性市场，工业生产能力已达世界第一，并发展出了新的领导性企业组织——多单位纵向整合企业，且立即开始跨国扩张。只是在金融、军事与政治方面，美国仍落后于英国，尚待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进一步发展，至“二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一切条件皆达完备。就新旧霸权的关系而言，19世纪末期旧霸权英国进入金融扩张阶段，两次大战消磨了德国做霸主的企图心，也磨损掉英国的领先地位，最后参战的美国则得以在过程中积累了重建霸权的条件。

　　美国体系周期的信号危机于20世纪70年代即已出现，金融扩张阶段至今已持续四五十年，今日中国被认为是唯一的霸权挑战者。如何衡量今日中国的条件？19世纪末，英国刚出现信号危机，而美国在工业生产及组织创新方面已领先世界，其他方面则仍然落后。相比较，直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虽说中国与东亚已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的新兴主力，但中国在生产力、科技水平上基本仍处于追赶阶段，并且自身的工业组织与国内市场仍待进一步整合。同时，因为国内企业数目多、产业竞争程度高，中国虽高度参与国际经贸，但并不具备市场垄断力量。换言之，当前的中国不像19世纪末期的美国那样已基本完成了国内市场与重要产业的整合，并发展出领先世界的工业生产力与企业组织。在金融与军事方面，中国更是仍远远落后于霸权国。

　　单就经济实力上与旧霸权的距离而言，今日的中国远不及19世纪末美国的相对位置。除客观实力条件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或在于主观的驱动力，这方面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着清楚的差异。如前述，在过去世界资本主义周期中，每个成功的新霸权都会诱发其他国家模仿与学习，期能取而代之，这是源于西欧国家与资本结合互相竞争的政治传统。但中国与之不同，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源于自卫，及因应西方的支配性挑战，此外中国还有着悠久的内向型政治的历史传统——正如布罗代尔与阿瑞基所言，传统中国并没有如欧洲那样出现国家与资本的结合，至今亦然。这一点西方世界最难以理解，阿瑞基经过多年探讨后，始能将这领悟呈现于《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国虽在客观与主观条件上尚不具备霸权条件，却是数百年来非西方地区对西方世界第一个有效的挑战者，因此引发了美国与西方更为强烈的反应。

　　美国霸权的策略为何？阿瑞基的霸权理论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包含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新的霸权带来新的秩序、范围的扩大，及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而每一个新霸权的权力策略并不相同。不同于英国的殖民帝国，美国的蓝图是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国家，虽然从未完全成功，但至今并未有任何退却的迹象。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阿瑞基讨论了近数十年来美国为了挽救自身权力衰退而做出的反应：继续以军事及意识形态等手段使用权力维护霸权，但其提供的保护越发失去效用，而向盟国收取的“保护费”则日益昂贵，威信逐步降低。同时，虽说资本与霸权的矛盾更趋复杂化，但资本积累的危机以及美国内部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显著地日渐严重，这双重危机难以在既有体制中予以解决，因此危机的作用却是带来美国更进一步追求扩展领土的动力。换言之，美国自身力量的弱化加强了其以剩余的霸权力量维护霸权地位的决心。例如，美国在中东干预的失败，并未减低反倒加强了其在东欧（如乌克兰）的扩张企图，更正面在军事上与俄罗斯为敌；其遏制中国崛起的目标不仅日益清晰，而且敌对性日渐升高。如上所述，十多年前阿瑞基讨论了新旧霸权交替的三种可能性，他并不认为结果有必然性，他显然对中国充满期待，但对旧霸权妥协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在他逝世后这十多年来，霸权政治戏剧化的发展印证了他原先的悲观预期。

　　阿瑞基提出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理论，探讨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议题非常重要。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互相“独立的”学科。例如，经济学不谈政治，因此不可能处理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多是默认式地假设政府是“中性的”存在；并由此引申出国家与市场对立的假设，以及发展到底应依赖“国家抑或市场”的争论。上升到国际层次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学派则着重资本与阶级，对于资本与国家结合的问题，常倾向于机械性地认为国家是资本的工具，而忽视资本与国家权力各有其生存逻辑，国家自有其自主性，两者的结合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议题。因此，这无疑仍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领域。

　　阿瑞基采用“霸权”概念建构理论，他认为“霸权”比“帝国”“帝国主义”好用得多。确实，帝国主义的定义并不清晰，还充满争议。例如，19世纪末期西方强权把世界其他地区全分割完了，这发展或许怵目惊心，但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正常的动态发展，是新强权的出现促使老霸主英国加快脚步扩张殖民地。如果称这一时期为帝国主义，难道其他时期就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所谓的旧殖民政策有何区别？20世纪美国霸权的特点之一是去殖民化，难道因此就不是帝国主义？依阿瑞基看来，每个霸权都会建立新的秩序、竞争方式及意识形态。

　　这也牵涉到如何掌握与理解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中世纪之后数百年里，欧洲国家战争频仍，互相之间借由战争及其他方式竞夺权力与财富，并进而与资本相结合，加强竞争程度。这种政治文化取向清晰显著，并被当事者视为理所当然，这也是西方不能想象中国政治文化不是如此的原因，但是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却被忽略。这样的政治文化取向，可以解释诸多欧洲国家从中世纪以后持续的对外侵略，也可以解释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在竞争动态中加快殖民的脚步。换言之，仅从纯经济因素，仅从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等经济决定论，来解释19世纪末欧洲列强的殖民热潮，远远不够。此外，资本主义国家是结合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构成，并且是两个逻辑互有矛盾的结合，原本就不能只依据资本逻辑来解释国家行为。我们不应受制于貌似科学与中性的“社会科学”，而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中直接处理各国的政治文化取向等因素。

　　此外，作为有效的统治工具的民族国家如今出现了危机。“二战”后出现的诸多后殖民国家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仅使得少数精英受益，远非完整的国家，只能称为“准国家”，甚至多数后殖民国家可说是“失败国家”。“国家主权”其实只是关于权威合法性的理论，而现实多与之相背。近年来，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国家及后社会主义的东欧各国，秩序并不稳定，且多呈现出现代军队与前现代政治模式并存的矛盾现象。在现代国家兴起了数百年后，这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意涵为何？实际上，这表明战后世界秩序正趋于崩坏与混乱，也意味着对现代化模式的挑战。